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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未来人类行为反应的推论，则可能没法达到思想实验的严格要求。

汤老师跟杜维明先生有很多的联系，1985年杜先生在北大开了一门儒家哲学课，也属于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开儒家学说的课。这个话题显然与杜维明、余英时等人构成了共鸣的关系。

就是说，随着这个课题的展开，我们开始比较系统地读到了新儒家的作品。固然，将传统文化视为中国发展的障碍的观点很是偏颇，但是，中国的发展不能自外于世界亦是不容争议的。至少就我讨论的八十年代儒学的问题，自然也会有一个起点的问题。大家在讨论八十年代思想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现代化，那么就要提到杜先生。在我当时阅读的那个时候，这句话一直影响很深，就是所谓的批孔和尊孔的时期过去了。

而且，中国文化书院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它不完全是维护儒家的，它是一个中西比较，强调的是儒家是一个开放和跟现代化不矛盾的一个倾向。这些问题基本上是为当时还没有了解海外情况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儒学跟现代化不矛盾的维度。（三）王阳明记万松书院和东林书院 万松书院在浙省南门外，当湖山之间。

吕祖谦说他听长辈们说：某窃尝闻之诸公长者。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而亦何加于我。三、书院的儒学传承性 在宋明理学大家的论述中，办书院的动机不是培养科举功利之徒，教学的内容不是研究辞章之学，而是培养德才兼备的经世致用之才，并和出世的道、佛争夺意识形态阵地的儒学。

[6]《东林书院记》，《王阳明全集》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8页。张栻的求仁之学，主张天理、人欲并存，但却没有求仁过程中如何保证不被人欲干扰而使求仁行动始终保持仁的纯洁性论述。

概而言之，张栻的求仁之学是自日常生活精心体察并扩而充之以至无穷，他自己说这是圣贤所传之要，从事于兹，终身而后已可也，可终身而从之。他说，自古以来教育的第一目的是道德伦常，即明伦教育：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因为道教、佛教教人出世，其培养人才的目的不在于经世济民，故而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长治久安。[9]朱洞之后四十五年，李允则继任：后四十有五年，李允则来，为请于朝，因得赐书藏，即请求中央支持添置图书。

避之唯恐不及，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表现为伦常则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为己之学典出《论语·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13] 邵宝出仕后，书院由其门人华氏打理：华氏，先生之门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以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之旧。

[9]本段引文均见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第76页。[4]《衡州石鼓书院记》，《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2页。

张栻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说岳麓书院重修的目的，既不是把士子们召集来进行空谈、为科举考试做准备：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也不是锻炼文辞的工整：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而是要培养能发扬光大儒家思想的经世济民之才：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张栻以孟子为求仁的表率：孟氏之发仁深切也。

就书院的当下意义来说，随着中国教育界对现代高等教育系统的功能及价值反思的不断深入，对书院的价值及其在当代复兴的意义也不可避免地会进行重新思考，其必要性显而易见。由上可见，在办书院动机的匡翼学校之不逮上，宋明理学大家，张栻、朱熹和王阳明的论述是一致的。本文所谓宋明理学大家，指张栻、吕祖谦、朱熹和王阳明等。[18]诸公长者为谁，没有明确，这是典型的说史文风。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二）吕祖谦记白鹿洞书院和朱熹记石鼓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朱熹知南康军时，于淳熙六年（1179）重建。

因为工作业绩显著，周式于大中祥符八年（1015）获得真宗皇帝召见，书院也获赐岳麓书院门额：召见便殿，拜国子学主簿，使归教授，诏以‘岳麓书院名，增赐中秘书，于是书院之称始闻天下。他还认为宋太宗于汛扫区宇，日不暇给之际仍然奖劝封殖，如恐弗及，重视白鹿洞书院，是规摹远矣，有更深远的用意。

朱熹上书中央政府的《申修白鹿洞书院状》说，兵火之后，庐山的百十所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均已修葺一新：庐山山水之胜甲于东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数，中间虽有废坏，今日鲜不兴葺。[21]本节引文均见王阳明：《万松书院记》，第253-254页。

并安排专职人员负责书院的增修工作：而以属之提学佥事万君汝信。吕祖谦指出时下青年学子不能遵循程、张理学的路径，而是好高骛远走了王安石新学的老路，和白鹿洞书院继承关洛之学的宗旨不相一致：晚进小生骤闻其语，不知亲师取友以讲求用力之实，躐等陵节，忽近慕远，未能窥程张之门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贤圣之病。

[2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4页。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曰：潭州岳麓书院，开宝九年，知州朱洞之所作也。[1]季蒙、谢冰：《胡适论教育》，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25]朱熹：《延和奏札七》，《朱子全书》第20册，第653-654页。

四、对官学道德教育不足的补充性 关于书院的修建动机，王阳明以匡翼学校之不逮精辟指出。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如杨时般大儒讲学其中，而其后学能够经常修葺书院以备问道之用，则亦何至沦没于四百年之久。

其盛衰多寡之相绝至于如此，则于邪正利害之际，亦已明矣。[19]熙陵，即永熙陵，宋太宗陵寝名，代指宋太宗。

如是洞之所传习，道之者或鲜矣。王阳明说圣贤之学不惟对科举考试没有害处，不会影响科举考试取得好成绩，并且还会大有益处：岂特无妨，乃大益耳。

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之从而趋之也。这可由史实，嘉靖四年（1525），王阳明的两个门人，稽山书院的钱楩与魏良政并发解江、浙，分别举江苏、浙江乡试的证。进入专题： 理学 。[7]万松书院则是弘治初，参政周君近仁因废寺之址而改为之。

教育内容上，理学大家们分别从自己的学术主张出发，在书院记中展开阐述书院儒家圣贤之学的本体性。有识之士看到了问题，怀世道之忧者思挽而复之，于是有了书院之设。

乾道三年（1167），朱熹来岳麓书院访问，与张栻举行了学术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17]《朱子语类》卷12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51页。

所以朱熹说他作此文有两个目的：一是告知后人，石鼓书院的办学目的是培养为己之学的道德人才，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在没有受到虚伪干扰的前提下，作为本体的道心自然地表现出来：不杂于人伪，率是道心而发之于用也。